刑事调研报告（8篇）

第1篇 刑事调研报告

xx年10月31日，**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全省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范性正式文件。对此规定，我院认真组织了学习、研究，在具体的办案工作中结合个案情况予以正确把握执行。

一、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现状

从xx年1月至xx年8月，我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批捕案件308件443人，经过审查，批捕262件385人，不捕 46件58人，其中，我院侦查监督部门依据《规定》，对故意伤害5件5人适用刑事和解，已作出相对不捕的决定，公诉部门共办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审查起诉案件318件456人，经过审查，提起公诉262件368人，不诉23件40人，对其中18件18人适用刑事和解，已作出相对不诉处理，其中交通肇事案6件6人，盗窃案 3件3人，故意伤害案7件7人，非法拘禁案2件2人。

二、开展刑事和解的做法

省院的《规定》对刑事和解的涵义、原则以及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条件、审查内容、处理方式、审批程序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我院在认真学习《规定》的基础上，着重采取以下举措，确保刑事和解工作顺利开展。

（一）提高认识，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院要求干警认真学习领会省院的《规定》，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丰富内涵，更新执法理念，更主要的是通过轻缓化、人性化地适用法律，立足促进社会和谐来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平与正义的期望。

（二）掌握原则，正确适用刑事和解

我院严格按照《规定》，掌握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原则，真正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宽严有度”。

一是可捕可不捕的则不捕。主要是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不批准逮捕。已批准逮捕的，如果不妨碍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改变强制措施。如赵**故意伤害案：xx年3月5日零时许，赵**听到其胞兄被人打后，怪罪于事发现场的夜宵摊老板张贻权，并对张贻权拳打脚踢，将张贻权殴打成轻伤。案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依法对赵**不批准逮捕。

二是可诉可不诉的则不诉。如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轻伤害案件、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并已执行且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不再继续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等案件，要按照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的原则，积极适用刑事和解机制处理，依法决定不起诉。如周**交通肇事案：xx年10月21日晚9时30分，未取得驾驶证的周**驾驶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湘n11860号跃进牌货车从前后停有车辆的**县江口镇彭红辉饭店门口一侧的公路上起步左拐驶出，恰遇未取得驾驶证的谢壹樟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嘉爵125型二轮摩托车搭乘2人迎面驶来，周**避让不当，往左行驶，横占道路，而谢壹樟技术生疏，惊慌失措，导致两辆车相撞，从而造成驾驶、乘坐二轮摩托车的3人受伤，经法医鉴定谢壹樟属重伤，舒孝冲属轻伤，石泡属轻微伤，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书认定，周**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发后，周**对伤者送往医院治疗，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三是对犯罪情节较重，需要提起公诉的，将刑事和解的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向法院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如张**故意伤害案：xx年1月的一天，被害人谢**、谢×等人到张**家问其要帐，因张不肯还帐，双方发生争执，谢**等人将张**打伤。同月31日19时许，张**纠集其弟弟张×（已判刑）及本县桥江镇青年奠**等7人持持砍刀、柴刀等凶器来到本县谭家湾镇深子湖村,发现被害人谢**、谢×在一起看录像，张**一伙听后即对谢**、谢×一伙乱砍，直到二人被砍倒后才罢手。谢**被砍伤头部、左肩部、左手腕、左小腿，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案发后，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08000元，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我们审查认为，该案犯罪嫌情节较重，应依法提起公诉。我们将双方刑事和解协议移送县法院，依法提起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三）区别方式，确定刑事和解的启动

按省院的《规定》，刑事和解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启动。

第一种方式是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的和解，包括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或者双方近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对于通过这一方式达成和解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他们提交刑事和解协议书后，原则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理。如xx年4月23日上午，向×在没有取得正式驾驶执照的情况下，驾驶无牌轮式拖拉机由本县桐木溪乡南村驶往水东镇，上午10时30分左右驶至本乡寅角四村地段时，向×为避开路上行人而使用紧急制动，由于下雨路面湿滑导致车辆失去控制半悬空驶向道路左侧，将正在道路左侧行走的被害人贺林芝撞倒，被害人贺林芝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案发后，向×于xx年4月27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且与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以书面形式请求不再追究被不起诉人向月的刑事责任。我们审查后，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第二种方式是双方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基层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和解，或者双方当事人在单位派员进行调解达成的和解以及其他机关和单位在职权内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当事人提交刑事和解调解书后，亦予以从轻处理。如xx年8月25日，龙潭镇村民陈×在该镇旭日酒店门口因小事被害人李余星发生争吵，李余星随陈×来到其家中，双方再次发生争吵，陈×顺手从厨房台板上操起一把菜刀把李余星的头部剁伤，经鉴定，李余星伤情为轻伤。案发后，双方当事人通过县龙腾法律服务所调解，由陈×赔偿李余星8千元，双方达成和解。该案由公安机关提请我院审查批准逮捕，我们依法对陈俊作出不捕决定。

第三种方式是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而双方当事人此前没有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依照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开展刑事和解。如陈**故意伤害案：xx年4月，陈**向唐某索要在5年前唐某打伤其父亲所花的住院医疗费，遭到唐某拒绝，陈**气愤不过，持刀将唐某砍伤。今年1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承办人审查认为本案系轻微刑事案件，且双方当事人是同村村民，采取刑事和解方式可缓解双方矛盾，减少社会对立面。办案人员专程赶赴140多公里远的北斗溪乡林果村，告知当地村委会和当事人双方刑事和解的具体内容，要求村委会干部配合化解矛盾，促进双方和解。通过办案人员和村干部劝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握手言和。此后，我们依法对该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固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虽然省院有了明确《规定》，但与其他新制度的创设一样，具体适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一）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制约。我国传统刑事司法理念是一种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在这种刑事司法理念下，犯罪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所侵犯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国家利益；刑罚作为公权的组成部分，要求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众出于对社会安全的期望，对犯罪人一般深恶痛绝，希望严厉处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社会公众能否接受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当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政法部门少数人的思想中亦存在观念性障碍。特别是侦查机关对一起刑事案件的侦破，不可否认的要投入一定的司法成本，如果检察机关建议撤案或不捕、不诉，在一定程度上侦查机关难以接受。

（二）刑事和解法律效力不明确。现行刑事立法对刑事和解规定的不明确，使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缺少依据。刑事和解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协议，不能像其他刑事裁判一样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觉履行，不会被强制履行。此外，真实自愿的和解协议因时间、情况的变化，在履行中可能会出与无力履行、消极履行、恶意不履行等情况。现行法律对履行刑事和解协议的保障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

（三）现行一些制度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一是检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的不起诉率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率作出了控制，使得办案单位不得不考虑指标问题，致使许多刑事和解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并且，《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公诉案件不适用和解程序，这就将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能性排除在公诉案件之外，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引人实践操作的一大制约因素。二是刑事和解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在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还遇到一个技术性难题，即如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评估，也缺乏相应的对其监督机制。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亦制约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从实施情况来看，有无赔偿能力已成为是否适用和解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从我院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看，均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履行了经济赔偿后，才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赔偿标准和赔偿范围，被害人可能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获得超出其损失的赔偿。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差、没有条件赔偿的，则难以达成和解协议。这可导致刑事和解只对有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而将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排除在外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可能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捷径”，也会因此使人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五）个案中适用《刑事诉讼法》与《规定》的条件放宽。省院的《规定》第10条第二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可能判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刑法》第142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我国刑法没有轻罪、重罪之分，轻微犯罪是指社会危害不大，法定最高刑较低的行为。根据《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缓刑。因此，可以把法院最高刑为三年的犯罪视为轻微犯罪。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罪行在三年以上且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则应考虑处罚放宽的问题。

四、适用刑事和解的对策

刑事和解作为对刑罚制度的重要探索，在节约诉讼资源、有效化解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应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一）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变传统刑事司法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以刑罚是基于报应和赎罪，其后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监禁在监狱里。而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刑罚是为了改造罪犯、保护被害人、维护社会稳定，其结果是被害人得到补偿、犯罪嫌疑人悔罪认错、社会关系得到恢复。由于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体现了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司法保障的理念。因此，要切实转变执法人员崇尚重刑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刑罚观，消除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环节适用中的观念性问题。

（二）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进程。我国刑法典对于刑罚种类和非监禁刑的有关规定与目前国际上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严重脱节，对刑事和解没有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但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还禁止适用法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和完全不定期刑。而我国非监禁刑的有限性，导致了刑事和解最终确定的解决方式于法无据。我们应积极总结经验，适时修改现行刑法典，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和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把刑事和解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三）规定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立法应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如果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达成和解协议，那么案件马上重新转入司法程序，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去处。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在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确认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予以认可，并且在履行后，和解协议可以作为案件终结的依据。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觉履行，那么也不会如其他判决一样被强制履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唯一的法律后果是刑事和解程序终止，进入司法程序。

（四）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制度，增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杜绝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一是合理进行制度设计，防止不同犯罪嫌疑人因赔偿能力不同而导致的司法不公。在制度设计时应规定，经济赔偿是通常结果而不是必须结果。在涉及及经济赔偿时，检察人员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经济条件，向被害人提出多种选择方案；如果被害人执意要求赔偿超过犯罪嫌疑人支付能力的金钱数额，应向其阐明利害关系，反复劝说；如果被害人仍固执己见，则不适用刑事和解，但审查未成人犯罪案件时，应着重贯彻保护原则。并且，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期限应适度放宽，不必一律规定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全部付清赔偿款，应允许当事人设定一定的赔偿期限，这样可以给经济上一时有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解的机会。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引诱或胁迫被害人进行刑事和解。检察人员应加强对和解的监督，审查被害人的和解申请是否出于自愿，如果加害方采取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措施影响被害人，迫使其“自愿”进行刑事和解，一经发现或者由被害人提出，将撤销和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以此加大加害方的违法成本。三是加强刑事和解过程的公正性、公开性，防止和解过程中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如刑事和解采取类似于听证的方式，由检察人员主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监护人、亲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活社区就读学校人员以及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部门）人员参与，通过听取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错与道歉以及侦查部门的相关意见，然后进行协商，并制作和解协议书，实现和解程序的公正；引入人民监督员等社会监督制度，对和解过程的公正、公开、透时进行监督。

（五）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未予充分考虑，也会使这一制度的实际效果落空。因此，检、法两家应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质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状况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查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正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整规工作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都与法制不健全和执法不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比较突出，需要着力加以解决。为此，近期xx总理对全国整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关键在建立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结合长期从事基层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就整规工作中质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现状及对策作以初浅的分析，以期对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能有所借鉴和帮助。

衔接的主要工作

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质量技监部门主要承担依法查处生产、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工作任务。具体来讲，主要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棉花、计量执法和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的执法打假工作。在这些执法打假工作中，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也就是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犯罪案件主要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该案件实际主要由工商部门予以移交，但有时会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相竟合）及非法经营案件等。从近几年笔者所在质量技监部门的执法打假工作实践来看，符合上述移送标准，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基本没有，主要原因是案件不符合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和条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笔者近年来的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来看，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需明确和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即何种行政执法案件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还不够完善和明确。

当前，涉及质监行政执法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及非法经营案件等。根据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诈骗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基本上还比较清楚，或者说质监部门对此还有所了解。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则极为复杂，目前质监部门对此的了解和掌握还远有差距。而长期以来由于打假的呼声持续高涨、打假的力度不断加强，涉及犯罪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诈骗、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假冒注册商标等行为因易于辨别、判断且公愤极大而被违法犯罪分子所摒弃或转入更为隐蔽的状态，所以此类行为在当前质监行政执法实践中的查处比例渐趋下降。而由于国家“从源头抓质量”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相应措施的实施，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认证认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等产品的经营活动必须首先获得相关资质认可（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方能从事，所以对这些领域的质监行政执法重点就是审验生产、销售者的相关资质或其经营的产品的相关资质，即审验其是否获取了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证照，而并不需要对相关产品的内在质量情况作进一步的判定，实际上大多产品的内在质量并非存在问题，关键是未获得国家的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相关手续。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质监行政执法所查处的无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案件在确定是否属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范围时就产生了标准和条件较为复杂而无法明确的问题。因为，与之相连的可能是非法经营罪，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极为复杂，就目前质监部门的判断能力来讲对此还无法予以明确。所以，亟需对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予以完善和明确。

（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还不能适应及时准确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形势要求。

刑事责任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否给予某种行为以刑事处罚是极为严肃、极为专业的法律工作，需要包含法律素质在内的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而目前，质监行政执法人员大多非法律专业出身，且素质参差不齐，加之长期从事质监某一类型的单一的执法工作致使知识面窄、思维模式定型，要求其及时准确地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如此，作为是否移送的审批人，有关负责人也存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当然，由于缺乏对刑事司法工作的了解和相应的实践经历，具体办案的质监行政执法人员也无法全面、准确落实符合刑事司法要求的有关调查取证工作，从而可能使在真正面临移送案件时因能力问题而丧失追诉最佳时机的顾虑无法消除。所以，移送诸多环节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显然制约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有效开展，而这当中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还缺乏明确有效的的工作机制。

从先前的质监与司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实践看，大多情况下，质监部门在行政执法工作遇到极大阻力时应请求公安部门予以协助配合，或遇到专项整治工作任务时，双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而检察机关则往往是以查办贪污贿赂案为目标主动突击检察，指导帮助行政执法机关提高移送案件的判断鉴别能力和水平的服务性工作则极为薄弱，甚至缺失。至于法院，在发生行政诉讼案件时才可能与行政执法机关发生联系，平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业务往来。总之，可以说，目前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有关业务工作的往来上是少量的、即时性的，相互间的工作联系机制是松散的、不稳定的、模糊的。就具体细节而言，行政执法机关在发现有涉嫌移送案件时，向刑事司法机关的哪一具体部门予以移送，移送案件最终审核结果又如何予以反馈等问题不一定行政执法机关就十分清楚明白，刑事司法机关也未必就此类问题向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告之。所以，工作联系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是制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

几点意见和建议

针对上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行政执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刑事法律知识的培训教育。在这方面，主要是加强《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培训教育，使其强化在行政执法过程当中会发生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和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执法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必然要求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明确移送的基本标准和基本程序等涉及具体操作的有关知识，从而促进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工作。

（二）刑事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有关移送业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在这方面，主要是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以及移送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等有关内容予以培训指导。因为，不论是从业务工作范围、业务知识和技能，还是从实践经验等诸多方面来讲，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核、认定等工作，行政执法机关都远远无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相媲美。所以，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应尽快完善和明确。在这方面，主要是由有关机构作为牵头或负责单位，商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讨论、论证，制定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形成长期、稳定、明确的衔接工作模式，克服先前即时、松散、模糊的衔接工作缺陷，以有利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关键，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所要解决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总之，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对于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司法，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调研和探讨理应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关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关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按照县人大常委会xx年工作要点及主任会议安排，10月13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斌带领法工委两名同志，对县人民法院xx年以来的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调研。调研中，召开了法院领导及刑庭全体干警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法院领导的工作汇报及参会人员的意见建议，全面了解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总体认为，县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格依法办案，突出打击重点，提升案件质量，参与综合治理，有力打击刑事犯罪，为维护思南的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有法官3名，其中庭长1名，审判员1名，助理审判员(兼书记员)1名，均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四级高级法官、副科级审判员1名，科员2名，平均年龄35岁。

xx年以来，全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462件712人，其中公诉案件454件，自诉案件8件。在受理的462件案件中，从案件数量上看：盗窃107件占23.2%，抢劫51件占11.0%，故意伤害48件占10.4%，性侵犯42件占9.1%。从犯罪人数上看：盗窃194人占27.2%，抢劫92人占12.9%，故意伤害48人占7.8%。

审结442件，结案率95.7%，作有罪判决655人。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5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75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423人、拘役的32人(其中判缓刑的167人)，免于刑事处罚16人。在审结的案件中，未成年人154人，占总人数的21.6%，其中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3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7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129人(其中宣告缓刑62人)，管制1人，免于刑事处罚3人，不负刑事责任1人。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特点：一是侵财案件居高不下，并呈逐年上升趋势;二是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增多，特别是留守少年犯罪，在盗窃、抢劫犯罪中，未成年人占到50%以上;三是性侵害案件有所抬头;四是毒品犯罪有增无减;五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明显上升。

二、刑事审判工作取得的成效

xx年以来，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和“公正司法，执法为民”的指导方针，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案件多、类型杂、任务重、人员少、审限短的情况下，扎实开展工作，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着重围绕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严格依法办案，着力提高办案质量。

案件质量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线。为了确保每个案件都符合“不错不漏、不枉不纵、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的要求，县人民法院严格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努力把案件办成“铁案”。

一是充分发挥合议庭功能。发挥审判长、主审人在合议庭中的主导作用，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认真核实证据，正确运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确保案件质量。

二是依法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未请辩护律师的，为他们实施法律援助，指定辩护人出庭辩护;另一方面，在庭审过程中，耐心听取被告人的辩解。对控辩双方关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不同意见，认真加以鉴别，查明事实，做到证据充分，力求判决公正。

三是完善案件质量管理机制，层层审核把关，规范量刑制度。按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将案件质量纳入考核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细化案件质量的责任;对办结的刑事案件，首先庭长审核，其次，分管院长审核签发，再次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层层把关确保案件质量。通过以上措施，刑事案件审判质量有了显著提高，xx年来，上诉17件，地区中级法院维持原判13件，发回重审只有1件，中院正在审理的3件。检察机关抗诉4件，其中检察院撤诉1件，3件正在中院审理中。发回重审率仅为0.22%，抗诉率也只有0.88%。

(二)突出打击重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县人民法院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首要任务，依法严厉惩处各类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对有组织带黑恶势力性质的团伙犯罪，对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对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依法从重从快处罚，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三)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政策。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裁判原则，保证罪轻的不重判，无罪的不追究，着重抓好四个环节。

一是抓好附带民事案件的调处工作。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结案率高达70%以上，当即兑现达50%。这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较深，对立情绪大，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甚至酿成新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尽力了解原被告家庭状况、心理状态及经济状况，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工作，减少仇恨心理，缓解对立情绪，劝导被告人家庭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以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化解双方矛盾，调解结案。

二是认真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工作。未成年人犯罪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等因素，从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尽量适用非监禁刑。

三是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悔罪表现好的过失犯、未遂犯、初犯、偶犯等，本着教育挽救的目的，以宽缓为主，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四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加强法制宣传。在刑事审判中，县人民法院除按法律规定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余一律公开审理，允许公民旁听，使刑事审判成为教育公民增强法律观念的重要形式。此外，县人民法院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职工旁听案件审理，派刑事法官为中小学生上法制宣传课，担任法制副校长，开展法制宣传。

(四)是狠抓审判方式创新，努力提升办案效率。

近年来，我县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刑事法官数量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去年，我县刑事法官人均办案量在50件以上，任务重、压力大。开庭前的阅卷、开庭后的裁判书制作多是依靠加班完成，一线法官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对此，县人民法院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办案任务，在依法公正的前提下，着重围绕提高诉讼效率，积极采取以下举措：

一是深化法官的审限意识，刑诉法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xx年以来，所审的案件做到100%在法定期限内审结;

二是适用简易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对于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果断适用简易程序或简化审理。在审结的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达309件，占刑事审判总数的70%。这一举措，节约了诉讼成本，有效利用了司法资源，使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刑诉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五)深化岗位练兵，全面提高刑事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

坚持以法官职业化建设为主线，利用各种平台，提高法官业务水平。

一是强化业务培训。本着边学边干的原则，刑事法官在办案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一方面县法院自身经常组织业务培训，另一方面参加省高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业务培训，多措并举，强化训练，提高法官的审判技能与业务能力。

二是培养法官后备力量，积极参加司法考试。

三是全面实行岗位目标管理。将各项规章制度贯彻落实情况与法官工作业绩、廉政建设有机结合，严格考核，记入法官考核档案，作为任用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

xx年以来，县人民法院抓队伍，促业务，全院刑事法官不但没有一人因违法违纪而受处分，而是个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

三、存在问题

虽然县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法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刑事法官的办案能力与刑事审判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之间存在差距。近几年来，新的刑事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层出不穷，由于办案任务繁重，法官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充电，法官法律专业知识不能及时更新，工学矛盾严重影响了法官办案能力的提高。

(二)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与审判力量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重大、疑难、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案件数量逐年增多，而审判人员相对较少，刑事审判任务日益艰巨。刑事审判法官人均年办案数达50件以上。

(三)与公安、检察院的联系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但我们了解，我县公检法三部门互相制约做得比较好，但互相配合就有待加强，时常为一些案件的定性、证据的补充侦查、捕与不捕及量刑幅度产生分歧，在这方面，需加强沟通，达成共识，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维护司法权威。

(四)案件当庭宣判率不高，对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这几年来，刑事案件的当庭宣判数只有2件，当庭宣判率只有0.45%。

四、几点建议

县法院对上述问题应予高度重视，认真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克服和解决。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继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杀人、抢劫、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安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类犯罪，加大惩治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力度，为我县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进一步转变刑事司法理念，更好地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人权保护，在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的同时，充分考虑被告人在积极履行民事责任情况下的量刑处罚，在审判环节加大追赃力度，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有利于减少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出发，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刑事审判效率。针对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中案多人少的情况，适当充实刑事审判力量，充分调动法官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加强法官素质培训，加大新类型犯罪和经济犯罪法律适用的研究，不断提高法官庭审技能，并尽力提高当庭宣判率。

(四)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检察院的配合，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刑事案件中的疑难问题。

(五)进一步提高法律文书制作水平。努力提高审判人员综合分析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做到定性及适用法律准确，事实叙述清楚，裁判说理充分，对律师辩护意见采纳与否予以说明，尽力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

刑事立案监督问题调研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2、及时掌握发案、受案、立案情况。应经常深入公安机关，定期查阅其发案、立案登记，审查其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作立案或不立案决定是否正确，有无不破不立、以罚代刑、以教（劳教）代刑、徇私舞弊等情况。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一些重点案件也应定期予以审查。针对某些疑难复杂的发案情形，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与侦查机关加强交流、探讨，该立案的及时立案侦查，防止疑而不决。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建议书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第2篇 刑事诉讼中需解决问题调研报告

刑事诉讼中需解决问题调研报告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司法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的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的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重视程序的公正观，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上述这些转变必然带来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下列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证据采信问题

1、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所谓违法证据就是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和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所谓违法证据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上述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成为定案根据，却既有共识，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主张把“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取得的证据”相区别，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仅因手段非法而否定“客观事实”的证据价值。

第二，主张将非法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认为凡是以违反诉讼程序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主张排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获得的证据，但可以以这些证据为线索，根据这一线索依合法的程序重新取证，即允许采纳所谓“毒树上的果实”为定案的根据。

我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意义在于在刑事诉讼中遏止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行为的动机是获取证据，只有针对这一动机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利益性，才能有效地消除非法取证行为。因此，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不能取消非法取证的动机，也就难以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2、瑕疵证据的完善问题

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是指存在残缺因素可以通过补证弥补缺陷的证据，如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只有其身份证而没有其户籍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或者价格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充分，没有被害人提供的物品购买发票等。身份证本身是公安机关核发给公民的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有效的证件，但是现在社会上伪造身份证的情况大量存在，有些人为了违法犯罪，有些人因为年龄不到而想提前领取身份证，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都存在使用伪造的身份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被告人的身份证做一个鉴定，认定它系公安机关核发的真实有效证件，这样才能作为确定其身份的依据。有些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失窃物品的描述是一致的，但是被害人提供不出原始的购买发票，价格鉴定结论仅依据被害人陈述提供的购买时间、品种、型号等而作出，这样的证据存在瑕疵，应当对被害人的陈述补充相应的证据，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如同事的证言、有关部门登记资料等），使之形成证据锁链，才能采信。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认可，但确实无法提供鉴定详细依据的，可以只认定其犯罪事实而不计盗窃金额。

二、出庭作证问题

1、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证言是最普遍、最大量、非常重要的一种证据，法院判决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些证言的基础上，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书面的证人证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同样在庭审阶段，证人也应当到庭作证，特别是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或者辩护人取得的证人证言与公诉方提供的证人证言有矛盾之处时。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绝大多数证人都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弃之不顾，在出现矛盾时，往往考法官的“自由心证”来决定取舍。

笔者认为造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有：

（一）、我国法律中没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如果接到法院的传票而不出庭的，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在以往还可以通过单位等途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在如今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人口的流动性大，很多证人并没有一个单位或组织可以约束，更增加了其作证的自由度。

（二）、与案件有关的证人，往往与被告人有某种联系，特别是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这些证人慑于侦查和公诉机关的威力，作出了相关的证言。在辩护人取证时，碍于情面他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证言。当到达庭审阶段，在“当面对质”的情况下，证人明显“得罪”哪一方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他选择“逃避”，不愿出庭。

（三）、我国法律没有对证人出庭作出相应的、必要的人身和经济保证。证人不能以此要求单位给自己带薪假期，也没有哪个部门可以为他报销交通费，万一路上出了意外，不能作为工伤处理，受到报复打击也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因此证人不愿浪费时间、金钱、精力来出庭作证。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现代审判制度要求对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保障”，即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不仅重大和特别严重的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应当看到，依靠没有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十分容易形成错误的判定，因为书面证词的可靠性没有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不能排除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伪造或变造的可能，或者取证人断章取义，证人出于对取证人的信任没有阅读就签字而造成证言不真实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强制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2、警察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办案单位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但是对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需要警察来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证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关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如物证搜集、口供获得的过程与方法等。特别是被告人辩解存在“刑讯逼供”现象的情况下，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需要，警察应当到庭作证，而不是由办案单位出具一份“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的证明材料。警察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和在法庭上作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此时他没有了作为警察的强制性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与被告人同等地位的证人，当他面对庄严的法庭宣誓后，他必须依法如实作证，此时的他仅以个人名义向法庭作证。只有经过法庭质证，排除了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庭才能采信。

3、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合理，其出庭作证、公开鉴定过程的义务因受人身保护权利而被忽略。在实践中，鉴定人几乎不出庭接受质证，只是由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鉴定结论，而且由于司法鉴定是一项涉及多门科学的专门工作，属于以科学技术手段核实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其涉及到案件事实中的很多信息，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难以提出辩驳意见，加上从事司法工作人员往往缺乏此方面知识，若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和被害人、代理人提出反对意见，经常因无证据而不被法院采纳。这就需要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人员来对鉴定结论提出见解，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案件当事人可聘请具备鉴定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结论质询，法院也不能强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解释,给予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综合意见，这样辩方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明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理顺鉴定程序。必须明确鉴定人要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公布自己的鉴定过程及结论，接受法官和控辩双方对其陈述质询。同时规定鉴定人享有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获得报酬权等权利，承担拒绝鉴定、超期鉴定、错误鉴定、拒绝出庭作证等应接受不利法律后果的义务。

刑事诉讼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观念的转变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刑法目的。

第3篇 刑事立案监督中调研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中调研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2、及时掌握发案、受案、立案情况。应经常深入公安机关，定期查阅其发案、立案登记，审查其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作立案或不立案决定是否正确，有无不破不立、以罚代刑、以教（劳教）代刑、徇私舞弊等情况。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一些重点案件也应定期予以审查。针对某些疑难复杂的发案情形，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与侦查机关加强交流、探讨，该立案的及时立案侦查，防止疑而不决。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建议书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第4篇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查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正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整规工作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都与法制不健全和执法不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

第5篇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

刘安成交通肇事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安成，男，1978年11月1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系个体货运司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xx年11月10日被逮捕。

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住所地苏州市干将东路870号，法定代表人薛昌。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向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经济损失向该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认为：20xx年10月28日18时左右，被告人刘安成驾驶挂有伪造的苏e－45348车辆号牌的东风中型自卸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本市宝带西路友新路口附近时，由于对路面情况判断失误，操作不当，致使汽车右偏驶上绿化隔离带，从而将正在该处推小三轮车的被害人唐大妹撞到，致使唐死亡，同时造成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价值人民币3101.4元的路灯等公共设施损坏，肇事后被告人刘安成逃逸。经苏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沧浪大队认定，被告人刘安成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安成的犯罪事实，作出了如下判决：1.被告人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被告人刘安成赔偿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人民币3101.4元。

二、主要问题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三、具体论述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1）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从实体上说，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从程序上说，它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的，通常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其成立和解决都与刑事诉讼密不可分。

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害人就应当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外，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尚未启动，或者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结束，被害人也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必须是国家、集体的财产遭受了物质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______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检察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了规定，即只有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时候，检察机关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用了“可以”而没有用“应当”，可见这个规定还不明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______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作出了进一步的更为明确的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应先由受损失的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受损失的单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检察院才有权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本案的情况分析，由于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财产损失人民币3101.4元，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及时告知被害单位，但被害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有权在对本案提起公诉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财产损失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1）是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虽然法律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用的是“物质损失”，同 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用的是“财产损失”，但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上，物质损失、财产损失是同义的，逻辑上属于同一概念。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否包括精神赔偿问题，我国法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这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见，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应同样适用，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应该承认，这种观点的有道理的，也代表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一般发展趋势。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限于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未包括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况比较复杂，因犯罪性质而各有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但被告人并未因此占有或者获得被害人的财物，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杀人、伤害、交通肇事、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另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而造成的，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抢劫、盗窃、诈骗、侵占、贪污、挪用等犯罪，对于前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而对后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只能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途径解决。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五条：“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很显然，本案的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路灯等公共设施的毁坏，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所指的物质损失，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是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赔偿的范围应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即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对于间接损失不在赔偿之列，对此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本案中，路灯等公共实施的毁坏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为此修复花费的人工等费用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必然损失，均属于赔偿的范围。因此，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就公共实施的毁坏损失和由此产生的修复费用一并向法院提出了赔偿请求，法院也依法作出了应予赔偿的判决。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附带民事诉讼实质是民事诉讼，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诉讼前，这个诉讼还不存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以后，该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被动地参加进诉讼关系之中，与检察机关进行诉讼，接受法院的裁断。因此，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主动提起诉讼，并以被起诉的当事人作为对方，进行民事诉讼，具有原告的身份。

（2）是诉讼代表，具有特殊的当事人身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国家、集体利益进行的诉讼，因而是是国家、集体利益的代表。在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特殊诉讼主体，虽然在程序上也将检察机关称之为当事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代表，这种当事人只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身份。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其作为原告的诉讼权利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适合调解制度，适用调解制度的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行使这项权利时往往要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检察机关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国家或集体的意志，其权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检察机关无权擅自放弃、处分权利。

（3）同时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监督者，其主体地位具有双重性，既是诉讼程序的提起者，又是对正在进行的这一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律监督者。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不是仅仅负担单一的提起诉讼职能，还要在行使诉讼提起的职能之外，对该诉讼进行监督，对在诉讼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监督。

第6篇 适用刑事和解办案现状调研报告

适用刑事和解办案现状调研报告

20xx年10月31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全省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范性正式文件。对此规定，我院认真组织了学习、研究，在具体的办案工作中结合个案情况予以正确把握执行。

一、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现状

从20xx年1月至20xx年8月，我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批捕案件308件443人，经过审查，批捕262件385人，不捕 46件58人，其中，我院侦查监督部门依据《规定》，对故意伤害5件5人适用刑事和解，已作出相对不捕的决定，公诉部门共办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审查起诉案件318件456人，经过审查，提起公诉262件368人，不诉23件40人，对其中18件18人适用刑事和解，已作出相对不诉处理，其中交通肇事案6件6人，盗窃案 3件3人，故意伤害案7件7人，非法拘禁案2件2人。

二、开展刑事和解的做法

省院的《规定》对刑事和解的涵义、原则以及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条件、审查内容、处理方式、审批程序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我院在认真学习《规定》的基础上，着重采取以下举措，确保刑事和解工作顺利开展。

（一）提高认识，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院要求干警认真学习领会省院的《规定》，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丰富内涵，更新执法理念，更主要的是通过轻缓化、人性化地适用法律，立足促进社会和谐来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平与正义的期望。

（二）掌握原则，正确适用刑事和解

我院严格按照《规定》，掌握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原则，真正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宽严有度”。

一是可捕可不捕的则不捕。主要是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不批准逮捕。已批准逮捕的，如果不妨碍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改变强制措施。如赵××故意伤害案：20xx年3月5日零时许，赵××听到其胞兄被人打后，怪罪于事发现场的夜宵摊老板张贻权，并对张贻权拳打脚踢，将张贻权殴打成轻伤。案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依法对赵××不批准逮捕。

二是可诉可不诉的则不诉。如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轻伤害案件、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并已执行且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不再继续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等案件，要按照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的原则，积极适用刑事和解机制处理，依法决定不起诉。如周××交通肇事案：20xx年10月21日晚9时30分，未取得驾驶证的周××驾驶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湘n11860号跃进牌货车从前后停有车辆的_____县江口镇彭红辉饭店门口一侧的公路上起步左拐驶出，恰遇未取得驾驶证的谢壹樟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嘉爵125型二轮摩托车搭乘2人迎面驶来，周××避让不当，往左行驶，横占道路，而谢壹樟技术生疏，惊慌失措，导致两辆车相撞，从而造成驾驶、乘坐二轮摩托车的3人受伤，经法医鉴定谢壹樟属重伤，舒孝冲属轻伤，石泡属轻微伤，经_____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书认定，周××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发后，周××对伤者送往医院治疗，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三是对犯罪情节较重，需要提起公诉的，将刑事和解的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向法院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如张××故意伤害案：20xx年1月的一天，被害人谢××、谢×等人到张××家问其要帐，因张不肯还帐，双方发生争执，谢××等人将张××打伤。同月31日19时许，张××纠集其弟弟张×（已判刑）及本县桥江镇青年奠××等7人持持砍刀、柴刀等凶器来到本县谭家湾镇深子湖村,发现被害人谢××、谢×在一起看录像，张××一伙听后即对谢××、谢×一伙乱砍，直到二人被砍倒后才罢手。谢××被砍伤头部、左肩部、左手腕、左小腿，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案发后，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08000元，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我们审查认为，该案犯罪嫌情节较重，应依法提起公诉。我们将双方刑事和解协议移送县法院，依法提起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三）区别方式，确定刑事和解的启动

按省院的《规定》，刑事和解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启动。

第一种方式是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的和解，包括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或者双方近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对于通过这一方式达成和解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他们提交刑事 和解协议书后，原则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理。如20xx年4月23日上午，向×在没有取得正式驾驶执照的情况下，驾驶无牌轮式拖拉机由本县桐木溪乡南村驶往水东镇，上午10时30分左右驶至本乡寅角四村地段时，向×为避开路上行人而使用紧急制动，由于下雨路面湿滑导致车辆失去控制半悬空驶向道路左侧，将正在道路左侧行走的被害人贺林芝撞倒，被害人贺林芝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案发后，向×于20xx年4月27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且与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以书面形式请求不再追究被不起诉人向月的刑事责任。我们审查后，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第二种方式是双方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基层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和解，或者双方当事人在单位派员进行调解达成的和解以及其他机关和单位在职权内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当事人提交刑事和解调解书后，亦予以从轻处理。如20xx年8月25日，龙潭镇村民陈×在该镇旭日酒店门口因小事被害人李余星发生争吵，李余星随陈×来到其家中，双方再次发生争吵，陈×顺手从厨房台板上操起一把菜刀把李余星的头部剁伤，经鉴定，李余星伤情为轻伤。案发后，双方当事人通过县龙腾法律服务所调解，由陈×赔偿李余星8千元，双方达成和解。该案由公安机关提请我院审查批准逮捕，我们依法对陈俊作出不捕决定。

第三种方式是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而双方当事人此前没有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依照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开展刑事和解。如陈××故意伤害案：20xx年4月，陈××向唐某索要在5年前唐某打伤其父亲所花的住院医疗费，遭到唐某拒绝，陈××气愤不过，持刀将唐某砍伤。今年1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承办人审查认为本案系轻微刑事案件，且双方当事人是同村村民，采取刑事和解方式可缓解双方矛盾，减少社会对立面。办案人员专程赶赴140多公里远的北斗溪乡林果村，告知当地村委会和当事人双方刑事和解的具体内容，要求村委会干部配合化解矛盾，促进双方和解。通过办案人员和村干部劝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握手言和。此后，我们依法对该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固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虽然省院有了明确《规定》，但与其他新制度的创设一样，具体适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一）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制约。我国传统刑事司法理念是一种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在这种刑事司法理念下，犯罪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所侵犯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国家利益；刑罚作为公权的组成部分，要求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众出于对社会安全的期望，对犯罪人一般深恶痛绝，希望严厉处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社会公众能否接受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当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政法部门少数人的思想中亦存在观念性障碍。特别是侦查机关对一起刑事案件的侦破，不可否认的要投入一定的司法成本，如果检察机关建议撤案或不捕、不诉，在一定程度上侦查机关难以接受。

（二）刑事和解法律效力不明确。现行刑事立法对刑事和解规定的不明确，使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缺少依据。刑事和解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协议，不能像其他刑事裁判一样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觉履行，不会被强制履行。此外，真实自愿的和解协议因时间、情况的变化，在履行中可能会出与无力履行、消极履行、恶意不履行等情况。现行法律对履行刑事和解协议的保障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

（三）现行一些制度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一是检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的不起诉率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率作出了控制，使得办案单位不得不考虑指标问题，致使许多刑事和解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并且，《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公诉案件不适用和解程序，这就将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能性排除在公诉案件之外，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引人实践操作的一大制约因素。二是刑事和解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在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还遇到一个技术性难题，即如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评估，也缺乏相应的对其监督机制。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亦制约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从实施情况来看，有无赔偿能力已成为是否适用和解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从我院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看，均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履行了经济赔偿后，才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赔偿标准和赔偿范围，被害人可能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获得超出其损失的赔偿。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差、没有条件赔偿的，则难以达成和解协议。这可导致刑事和解只对有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而将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排除在外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可能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捷径”，也会因此使人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五）个案中适用《刑事诉讼法》与《规定》的条件放宽。省院的《规定》第10条第二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可能判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刑法》第142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我国刑法没有轻罪、重罪之分，轻微犯罪是指社会危害不大，法定最高刑较低的行为。根据《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缓刑。因此，可以把法院最高刑为三年的犯罪视为轻微犯罪。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罪行在三年以上且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则应考虑处罚放宽的问题。

四、适用刑事和解的对策

刑事和解作为对刑罚制度的重要探索，在节约诉讼资源、有效化解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应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一）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变传统刑事司法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以刑罚是基于报应和赎罪，其后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监禁在监狱里。而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刑罚是为了改造罪犯、保护被害人、维护社会稳定，其结果是被害人得到补偿、犯罪嫌疑人悔罪认错、社会关系得到恢复。由于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体现了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司法保障的理念。因此，要切实转变执法人员崇尚重刑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刑罚观，消除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环节适用中的观念性问题。

（二）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进程。我国刑法典对于刑罚种类和非监禁刑的有关规定与目前国际上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严重脱节，对刑事和解没有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但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还禁止适用法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和完全不定期刑。而我国非监禁刑的有限性，导致了刑事和解最终确定的解决方式于法无据。我们应积极总结经验，适时修改现行刑法典，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和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把刑事和解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三）规定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立法应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如果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达成和解协议，那么案件马上重新转入司法程序，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去处。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在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确认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予以认可，并且在履行后，和解协议可以作为案件终结的依据。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觉履行，那么也不会如其他判决一样被强制履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唯一的法律后果是刑事和解程序终止，进入司法程序。

（四）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制度，增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杜绝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一是合理进行制度设计，防止不同犯罪嫌疑人因赔偿能力不同而导致的司法不公。在制度设计时应规定，经济赔偿是通常结果而不是必须结果。在涉及及经济赔偿时，检察人员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经济条件，向被害人提出多种选择方案；如果被害人执意要求赔偿超过犯罪嫌疑人支付能力的金钱数额，应向其阐明利害关系，反复劝说；如果被害人仍固执己见，则不适用刑事和解，但审查未成人犯罪案件时，应着重贯彻保护原则。并且，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期限应适度放宽，不必一律规定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全部付清赔偿款，应允许当事人设定一定的赔偿期限，这样可以给经济上一时有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解的机会。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引诱或胁迫被害人进行刑事和解。检察人员应加强对和解的监督，审查被害人的和解申请是否出于自愿，如果加害方采取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措施影响被害人，迫使其“自愿”进行刑事和解，一经发现或者由被害人提出，将撤销和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以此加大加害方的违法成本。三是加强刑事和解过程的公正性、公开性，防止和解过程中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如刑事和解采取类似于听证的方式，由检察人员主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监护人、亲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活社区就读学校人员以及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部门）人员参与，通过听取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错与道歉以及侦查部门的相关意见，然后进行协商，并制作和解协议书，实现和解程序的公正；引入人民监督员等社会监督制度，对和解过程的公正、公开、透时进行监督。

（五）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未予充分考虑，也会使这一制度的实际效果落空。因此，检、法两家应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第7篇 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未成年人犯罪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对教育和挽救失足未成年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新建县人民法院长堎地区法庭对涉少刑事案件进行大胆探索，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在少年审判方式和帮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先后被评为市级和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结合xx年以来新建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开展的情况，对受理的案件及工作做法进行了调查分析，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提出自己的粗浅见解。

近四年少年刑事审判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基本情况。xx年至今，该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45件238人，判处非监禁刑133人，判处非监禁刑率56%。

主要特点。

一是暴力倾向突出。从xx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审结的14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具有明显暴力胁迫犯罪的特点，主要为抢劫和故意伤害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匕首、弹簧刀、三棱刀等管制刀具成为主要作案工具，暴力倾向突出。

二是团伙性、偶发性犯罪明显。团伙作案数量较多，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审结的14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团伙作案所占比例约为62%。在近四年所审理案件中，无论是抢劫、盗窃、故意伤害还是xx等都表现为一时冲动，没有明显的预谋，偶发性明显。

因小事发生口角、争执引发的报复性犯罪突出。通过对新建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近四年我县未成年人犯罪涉及抢劫、盗窃、故意伤害、xx、抢夺、寻衅滋事、诈骗、破坏电力设施、妨碍公务、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罪名，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的犯罪均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在一些故意伤害案件中大多是因同学之间小事发生纠纷，事后一方觉得自己吃亏太没有面子，找另一方算帐而引发伤害行为导致犯罪。四是未成年人犯罪文化程度不高，多集中在初中文化，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初中文化的有86人，约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72.3%。

在校学生犯罪比较突出。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134人犯罪案件中有31人为在校学生，所占比例约为26%。

未成年人犯罪以留守学生和单亲孩子居多。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上升趋势明显。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119人犯罪案件中，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数为53人，约占44.5%，16-18周岁的未成年人数为66人，约占55.5%。

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再次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未成年人被判处缓刑的再次犯罪或者被行政处罚被撤销缓刑的.概率上升。

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主要做法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机构。新建县人民法院长堎地区法庭担负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任务，选配了政治素质优秀、审判业务精通的5名法官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五位法官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这为少年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同时，新建县人民法院还从县妇联、学校等单位聘请了3名人民陪审员，参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工作，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挖掘审判资源，突出庭审效果。探索惩教结合新路子，把维权活动贯穿于刑事审判全过程，全方位的开展维权工作。

一是注重庭前调查。开展庭前走访被告人的学校、家长、亲友或住所地派出所民警、居委会主任，了解情况，做到了“三查明”，既查明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征、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家庭及周围生活环境;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的认识和态度。并把这些内容均固定到《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表》中，作为第一手资料，从中把握少年犯思想脉络，摸清其犯罪的症结，确保在庭审中有的放矢地对少年犯进行教育和挽救。

二是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针对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和个别法定代理人自我保护意识差，无钱请律师做辩护人或无视其子女的辩护权益的青少年，均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三是大胆适用非监禁刑，重视回访。在审判工作中，对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不大，一时失足的被告人，积极退赃，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有监管条件的，大胆适用非监禁刑。xx年5月，新建县人民法院对西山文武学校的5名参与抢劫四次的未成年人学生均适用了缓刑。该5名学生脱离父母管教，法律意识淡薄，其犯罪具有偶发性，且该五名学生均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判处缓刑后继续回学校接受教育，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是着眼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罪犯，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重视判后延伸。为了达到审判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四年来，先后共选派法律知识过硬、司法业务能力强的3名法官担任辖区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具体负责所任学校的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巡回教育，就地以案讲法。

少年审判存在的主要难题

法定代理人出庭率低。通过对近四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研，显示在未成年被告人中，单亲和留守孩子的总和年均占到未成年人罪犯总数的96%，这些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因在外务工不能脱身或是对子女的问题漠视麻木，致使四年来平均出庭率低于60%。

回访帮教工作受到经费等因素的制约。由于财政保障机制的缺乏，当前的回访帮教工作仅局限在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范围，并且也不能做到对全部未成年罪犯的跟踪回访;同时对少数判处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的回访工作未能开展，对这些未成年罪犯在监禁场所的改造情况无法掌握。

与外地公安机关协调难。对被判处缓刑的外地未成年罪犯按法律规定应由罪犯住所地公安机关执行，但执行通知书送达后，一般外地公安机关很少回执新建县人民法院。

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难。新建县人民法院在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经常遇到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性大，社会危险性大的暴力型犯罪，但是因其未满14周岁，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放纵了犯罪。

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加强缓刑适用和回访工作。加大适用缓刑的力度，便于失足青少年尽快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强化回访帮教工作，扩大回访对象的范围。

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发现普遍性或需提请注意的问题，有针对地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的开展。

拓展司法保护范围。增加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合理设置关押场所和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羁押强制措施，探索实行“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

改进现有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庭的设置，使审判环境更具人性化。借鉴“圆桌审判”方式，最大限度减轻未成年被告人的恐惧和抵触心理，使之更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充分体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第8篇 刑事立案监督问题调研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问题调研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2、及时掌握发案、受案、立案情况。应经常深入公安机关，定期查阅其发案、立案登记，审查其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作立案或不立案决定是否正确，有无不破不立、以罚代刑、以教（劳教）代刑、徇私舞弊等情况。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一些重点案件也应定期予以审查。针对某些疑难复杂的发案情形，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与侦查机关加强交流、探讨，该立案的及时立案侦查，防止疑而不决。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建议书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